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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云南文学的五个特征

2019-11-17 15:17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要完全地重返云南文学的70年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只能时而重返文学的密林,时而腾飞于密林的上空,在记忆中寻找那些闪光的珍奇,用长焦镜头摄取那些更为耀眼的珠玉,有些宝物被遗漏与被遮蔽是必然的。

云南新文学也并非只有70年,五四新风吹过云南高原时,云南新文学就已经诞生。在中国新诗诞生初期,云南就有年轻的柯仲平、陆晶清、梅绍农等诗人开始创作,并在后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爆发,风流云散的京派作家、生不逢时的现代诗人在颠沛流离中来到昆明,他们把当时中国的优秀文学带进了云南,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自上世纪初到40年代末,云南文学逐渐形成了“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它们之间的交融与碰撞、勃兴与隐蔽,构成了云南新文学的变迁史。从1949年至今的70年云南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承续与发展。这70年的云南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也集中体现出一些显著的共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作家以“50后”、“60后”作家为中流砥柱,携手“30后”、“40后”、“70后”、“80后”作家,以饱含深情的创作,书写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的延边各族人民,以及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朝鲜族、海外务工的朝鲜族人的多彩生活、命运浮沉,掀起了朝鲜族文学的持续繁荣。

作家群的涌现

在这个过程中,金哲、林元春、朴善锡、南永前、金应俊等“30后”、“40后”作家继续坚持创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对朝鲜族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崔红一、许连顺、金勋、禹光勋、尹林浩、李惠善等“50后”作家佳作纷呈。金勋的小说集《京城里的“乡巴佬”》、石华的诗集《延边》、李惠善的长篇小说《生命》、崔红一的长篇小说三部曲《龙井别曲》、许连顺的长篇小说《中国媳妇》和《谁曾见过蝴蝶的家》等,是其中较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作家群”现象是云南当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

作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朝鲜族“60后”作家,顾名思义就是指1960年代出生,文学起步大多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60后”一代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他们的视野相对宽广,精神、思维具备较好的均衡感。他们的文学是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活力四射的巨变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他们在20多岁最敏感的时候迎来改革开放时代,三十而立时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该四十不惑了却迎来信息化时代,如今五十知天命了,正冷静地观察这个时代,然后继续创作新的作品。

当新中国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普照云岭高原之初,云南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美丽的早晨。随着解放大军入滇,高原上首先蓬勃生长起了一批部队作家,他们后来被称为“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冯牧为领军人物,汇聚了一大批年轻的部队作家、诗人,白桦、苏策、公刘、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公浦等都是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冯牧的率领下,千里走边疆,深入边塞、哨所,边走边写边讨论。丰富的边疆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为云南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翻身解放、社会进步、民族平等成为这一代作家基本的思想背景。他们抒写边疆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落后的现状、翻身的喜悦,描绘祖国西南边陲的美丽风光、浪漫风情。由于他们长期深入边防、哨所,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进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们不自觉地就写出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他们创作的一些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曾经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市场化起步的大躁动,受市场经济的吸引,一些作家曾经弃文从商,但仍有很多人留在文学领域继续奋战。经过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那些忠于文学、立志为文学献身的写作者。新世纪之后,随着散文体裁的大兴起,又有一批以散文创作为主的“60后”作家出现,其中也不乏那些大器晚成的优秀作家,主要是在八九十年代沉浮中坚守朝鲜族文学阵地的那些精英,或称狂热的文学信徒。

从这批军旅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群”的一些特征。作家群是一个“准流派”的概念,它是一些作家由于某些原因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一起,在创作上出现了某些相似的特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以群体的状态出现于文坛。他们有大致相近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大致相同的关注领域、价值趋向。同时,还必须出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继“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之后,云南可以称为“作家群”的至少还有3个:一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二是90年代开始出现的“小凉山诗人群”;三是在新世纪广受关注的“昭通作家群”。

崔国哲是中国朝鲜族“6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出生在南大村。他的童年和青年生活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凉水镇的南大村,他专心致志写作品,孜孜不倦地垒起了一座文字之塔。1987年,崔国哲25岁,在《天池》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乡村之光》,展露了一个小说家的才华。

上世纪80年代,云南文学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创作新潮。在这个潮流中,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沈石溪、吴然、乔传藻等作家为代表,形成了“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他们的作品淡化了“宣教”传统,强调以追求真善美为原则的趣味性,并且将云南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融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童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了童心童趣。沈石溪更是将动物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写的是动物世界,观照的却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种种在他笔下的动物中呈现出来,读他的动物小说,也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美丑与良善。

“笋有多大,竹有多粗。钻出地面竹笋的粗细,决定竹子一生的粗细。无论成长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罢,竹子虽然会长高,会变得坚实,但它的粗细依然如初,是刚刚钻出地面时的竹笋的粗细,一成不变”。这是崔国哲小说《春天的葬礼》的词句。后来,他以这部作品获得了《天池》文学奖、金达莱文学奖等4项文学奖,他的创作才能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小凉山诗人群”以鲁若迪基、曹翔、阿卓务林、黑羊等诗人为代表。在这个诗群中,发表过作品的有数十人,大多都很年轻,沉迷于诗歌创作。他们长期生活在小凉山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抒写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迁、心理变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隔漠、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时的焦灼与无奈、对本民族的深沉之爱等。风情与民俗在他们的笔下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呈自然的状态。他们的作品已经有不少走出了小凉山,几位诗人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

对于民族之根的不懈探索和对朝鲜族社会现实的不断反思,以及对于朝鲜族生活现状的细致描绘,是崔国哲的小说所体现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因此,他的小说始终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乡土气息。《光复的后裔们》是崔国哲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朝鲜族小村庄“南大川”为背景,详细描绘了“光复”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生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不同命运。作品可贵之处在于极为生动地再现了朝鲜族人民面对历史大变革,时代如何改变了个人命运的真实面貌。该作品所描写的故事,正是中国朝鲜族史册中最真实的片段之一。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世纪之后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由一批昭通籍的作家、诗人构成。他们所处地域的贫困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被称为“昭通文学现象”。可以说,昭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生生不息,他们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全国知名刊物上,一些作品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天敏、雷平阳、胡性能、潘灵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精神价值为核心,关注底层,关注民生,抒写苦难中的人生价值,是一个以写实性为基本特征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受到良好评价,是因为他们直面生活的勇气,以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人与环境的抗争、与命运的抗争。

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崔国哲创作了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800余篇,散文100余篇,获得了各种文学奖20多次。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金革是朝鲜族“60后”作家的又一个代表,是朝鲜族文学界少见的多产作家。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云南文学70年的一个重要特征。

金革对阅读充满热爱,称他为“读书狂”都不为过。阅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养分。他的阅读不止局限于文学,而且还涉猎哲学、艺术、历史、宗教、天文学、生物、民俗等领域,包罗万象。他购置、收藏了大量图书,其书房有15000多册的书籍和6000多份影像资料。此外,他还常年订阅了十多种期刊。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些民族在70年前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不同的文化发展现状,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则是云南各民族都拥有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族平等是党的基本政策,党和政府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一些原来只有民族民间文学、没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努力,都有了自己的作家、诗人。云南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方面成绩显著,迄今为止,云南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作品,并且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人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1985年,金革发表短篇小说《侏儒们》,由此步入人们的视野,随后又陆续发表了《诺亚方舟》、《品酒》等。从此,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1994年,金革发表中篇小说《迷茫的城市》《笛子》《银妆刀》等,后来又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中篇小说,如《天才》、《人鱼的小提琴》、《坠落的翅膀》、《病毒》、《祖母的传说》、《火祭》、《原罪》、《热铁皮屋上的猫》、《木马与淑女》等。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累计有80多篇。

在云南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中,有的作家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乔,这位彝族作家文学的拓荒者,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他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蜚声省内外。晓雪、张长、杨苏、张昆华、李钧龙、普飞等作家也以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歌、小说、散文引人注目。从西藏到云南的丹增在小说、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存文学、潘灵、哥布、和晓梅等相对年轻一些的作家、诗人,在民族文学创作中也有新的拓展。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文学创作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特别是诗歌,其灵感源泉与时代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朴长吉是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60后”诗人之一。他正好于1960年出生,其诗歌创作从1980年代起一直持续不断。迄今为止,他已出版《石磨》、《短诗长叹》、《抵达名为你的站点》等多部诗集。这些诗集留有时代的痕迹。比如,《石磨》凸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特征,而《短诗长叹》《抵达名为你的站点》则带有新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思潮。

云南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处于“边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边地文学中的许多文本,通过重构民族历史记忆与描绘边地的新貌、光明前景,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汉族作家也以平等的眼光观照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在重构民族记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则进一步拓展了重构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学空间。

白桦、彭荆风、苏策、公刘、周良沛、柏鸿鹄、王松等汉族作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为云南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以后,黄尧、张曼菱、汤世杰、范稳等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重构民族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的作品在如何写好民族题材作品方面做了很好探索,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

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或文学观念都要由其相应时代的代表作家群来实现、来完成,无论是前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无法替代。“60后”作家与“30后”、“40后”和“50后”作家有着不同的时代使命,他们必须更好地书写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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